上世纪20年代初，洋火一统天下，市场被美国的奇异厂、德国的亚司令、荷兰的飞利浦等占据。

鸦片战争后，五口通商，独钟上海，这里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商业文明的起点。十里洋场灯火辉煌，流光溢彩，然而却没有一盏电灯是中国制造的。

1921年4月，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不久的胡西园和南洋公学的周志廉、南洋路矿学校钟训贤等人（周、钟两人另有他职，进行业余协助）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，终于研制出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只电灯泡。

到初夏，胡西园又变卖部分家产，以勉强筹集的3万元微薄资金开始了灯泡的生产。1923年，亚浦耳灯泡厂成立。

随后，许石炯的公明电珠泡厂、李庆祥的华德光电等先后创立，生产灯泡、小电珠、霓虹灯等产品。据《上海地方志》记载，至1933年，全市共有华商灯泡厂11家，从业人员1200余人。

那时的灯泡厂，多是手工作坊，设备落后，许多原材料，尤其是被称为电灯泡灵魂三丝的“钨丝、钼丝、导丝”都需从外国进口。在洋货倾销、国民政府盘剥的双重压迫下，苦苦挣扎。

在这期间，抵制洋货，尤其是抵制日本货，成为商业竞争的一个武器。据胡西园自述，彼时的中华国货维持会常在会刊中提倡，中国人应用中国电灯泡。

“中国人请用中国货”、“国货亚浦耳电灯泡”、“中国首创、省电耐用”等也成为亚浦耳常用的广告语。在南洋群岛一带，国外华侨因激愤于日本对中国的欺凌，因此憎厌日货而欢迎国货，亚浦耳灯泡在国外销路剧增。

1936年，国民政府设立中央电工器材厂，第二厂专制各种电灯泡、电子管。这是一家官僚资本企业。

彼时，胡西园预测上海战事肯定难免，7月11日，在上海旧法租界永安街租了一幢大堆栈，7月15日起，开始陆续把杨树浦辽阳路亚浦耳总厂部分机件、原材料向永安街搬运，并计划将一部分人力及机件设备搬迁至内地，在战争的后方开工生产，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，为百姓补充生活供应。

8月13日，日军大举进攻上海。虹口的亚浦耳杨树浦总厂随即沦陷，被日军占为沪东作战指挥部，门禁森严，不许工厂人员进厂。

战火威胁下，许多民族企业家誓不以厂资敌，愿意为国民政府生产军用物资。他们纷纷上书国民政府，要求协助安排工厂内迁。8月底至9月初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及经济部组织迁厂委员会，计划将机器业、重要的日用品生产工厂迁到内地。

电灯泡在当时亦属重要的战略物资。9月中旬，胡西园和几位上海企业家到南京去联系迁厂事宜。10月6日，亚浦耳厂开始迁厂离沪。

那时，公路已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，车辆只得夜行，恐惧时时盘旋在头顶。

从八·一三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，留给上海工厂内迁的时间不足三个月。据史料记载，这期间，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。而这期间，也充满了无数牺牲。曾有史料记载当时西迁诸多民营企业的景况。

“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抢拆机器的时候，敌机来了，伏在地上躲一躲……看见前面同伴被炸死了……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，咬着牙照旧工作。冷冰冰的机器，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”。

亚浦耳厂的机器分两路，一路运湘西辰溪，一路运四川重庆。笨重的机件存在德商美最时洋栈，全部迁厂人员于11月初动身入川。

▲宜昌大撤退

他们先搭小轮到宜昌。那时，在宜昌候船的人非常多，有的人耽搁一个多月还没买到船票，候船准备运入重庆的机件物资更是堆积如山。这让胡西园心凉了半截。而更让人焦急的是，汉口已常有警报，而宜昌的人、货如此密集，将是一个非常大的轰炸目标。

胡西园心急如焚，四处张罗。终于弄到了一张二等舱船票，并把小件的轻型原材料与行李一同装船上运。11月14日，胡西园等启航去往重庆。

▲民生公司船头高挂“运输救国”旗帜

在西迁的途中，企业家们除了时时担心日军的轰炸外，沿途还常常受到国民党匪兵的“检查”勒索。据胡西园回忆，亚浦耳南京发行所货船沿江西上被抢劫达7次之多。

他们翻箱倒匣，凡可以拿走的东西都搜刮走。最后一次实在一无所有，匪兵把三个押运员的全身衣服剥光，每人只留一条短裤。时值寒冬，三人最后只得以麻袋草裹身。

另据史料记载，1938年10月武汉失手后，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亲自安排指挥轮船、木船、渔船等，冒着日军狂轰滥炸的危险，展开了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“敦刻尔克大撤退”。中央电工器材厂一部分被抢运进川，落户在重庆长江南岸黄桷垭；一部分则分迁到湖南湘潭、广西桂林等地。

一是敌机轰炸和死亡的威胁。武汉沦陷后，战时陪都重庆就处在日军日夜轰炸的阴影下。日军轰炸，有许多名目，夜袭、偷袭、迂回轰炸、疲劳轰炸等、1939-1940年，重庆遭受过几次惨烈的大轰炸，整个市区成为一片瓦砾场，死伤无数。

那时的空袭警报，有时一连几日不曾解除，甚至一日数次，各行各业基本处于半休息状态。警报期间，工厂必须停工，大家都躲入防空洞。

而对于电灯泡生产来说，其中的玻璃制造环节，一停工，坩埚里的玻料过了一定时间就成为废品，需要重新加料再烧，等到几小时或十几小时后玻料刚可制品时，敌机又来了，玻料再次变成废品。如此反复，往往千次之多，不但浪费原材料还大大影响了电灯泡的产量。

而中央军工企业聚集的黄桷垭一带，更属日机重点轰炸区域。为避免伤亡，中央电工器材厂等大都是在夜间生产。

其次是原材料、燃料等的紧缺。电灯泡很多原材料本就需要进口，战时状态下，日军对重庆进行了严密封锁，原材料、燃料、交通运输等的供应更难了，工厂很多时候面临“无米下锅”的境地。

再者，是官僚资本的盘剥。胡西园讲述了这么一件事。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也想在搞一个灯泡厂。先是拉走了亚浦耳的一部分技工，继而轻松发一封电报到纽约，便偷天换日把亚浦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弄到的一批原材料（钨丝、钼丝等）订单转到他们企业名下。后又有一批钨丝、钼丝，在印度加尔各答转运时又被其窃去一大半，运到重庆不过20%-30%。

直到后来，为避日军空袭，孔令俊的企业将钨丝等藏在山洞，灯丝受潮成废品，她才知道做灯泡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，方才放弃。

最后，是战时灯泡厂面临的一种特种困难。因为重庆等各地频遭日军轰炸，被炸毁的地方电灯灭绝，未炸毁的大城市亦实行灯火管制令，电灯泡的需求大为减少。

“亚浦耳迁川生产，难如过鬼门关”，胡西园曾如此总结1937-1945年这八年期间的经历。到日本投降时，亚浦耳厂已经被蹂躏得支离破碎，凄惨万分，百废待举。

不过，即便等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，亚浦耳等工厂的日子也并不好过，等待他们的，依然是无尽的深渊。

直到解放后，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，才迎来了真正的希望和曙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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